希特勒的私人藏书

作者:Jacob Heilbrun  2009年07月06日 9:42 

文_Jacob Heilbrun    

译_李雪峰 (译自《纽约时报》)

 

 

成为一个书虫未必就是变成一个大屠杀凶手的先决条件

但这显然不会是一个障碍

 

 

    1915年11月,法国北部战线后方两英里处,福奈镇。第16巴伐利亚后备步兵团的一名德军下士,离开一栋两层楼高的农舍—他的宿营地,来到了镇上。往常,士兵们来到镇上,不是去妓院里找乐子,就是去买烟买酒。而这位却只是花4马克买了本关于柏林文化宝库的薄书。他被那帮通信兵同伴们称为“艺术家”,他是他们寻开心的对象,这一半是因为,只要你跟他说“战争失利了”,就能惹得他冒火;一半也是因为,他总在不执勤的时候在战壕里花上几个小时俯身读书看报。这位孤僻的步兵对1914年的圣诞停火协定颇有微词,彼时英军和德军的士兵们友好相处了一天。当时唯一让他保有感情、而且无条件服从他的活物,是一只从敌军火线上迷失的白色小猎犬。

    他的这些习惯几乎从未有过真正的变化。多年后,他仍会在晚间抛开同伙们,回到孤寂的书房,那儿有读书时用的眼镜、一本书和一壶热腾腾的茶。曾有一次,他的情妇非常鲁莽无礼地扰乱了他的静思,结果被他大大训斥了一番,红着脸跑出了门厅。此后,他的门外便挂了一个告示牌,要求“保持绝对安静!”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他被大部分属下抛弃、在“众神的黄昏 ”中黯然谢幕时,攻入的苏联士兵在他柏林地堡内找到的属于他的私人物品,仅有几十本书。

    在后人的印象中,阿道夫·希特勒是个焚书而不是个爱书的人。但据蒂莫西·W·里贝克在其《希特勒的私人藏书》一书中所述,他在位于柏林和慕尼黑的两处住地,以及位于奥博萨尔茨堡峰上的阿尔卑斯山度假地,共有16,000多册书。里贝克,一本研究达豪镇的专著《最后的幸存者》一书的作者,一直致力于研究残存的希特勒的藏书,这些藏书主要为国会图书馆所收藏。通过深入研究希特勒在书上留下的标记和旁注,里贝克试图重建希特勒在描绘他的世界地图时的心理路程。研究的结果,就是这本并非完全有说服力,却也能引人入胜的书。

    希特勒也许从未完成过什么正规的教育,但是据他早年在维也纳的朋友奥古斯特·库兹别克回忆说,书“就是他的世界”。正如里贝克指出的,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希特勒作为羽翼未丰的纳粹党的领袖,不仅下力气苦读了数百本历史和种族方面的书籍为其思想体系寻求理论支撑,还不遗余力地为该党构建了一整套准则。在该党的党员卡上,希特勒为党员们提供了一个推荐读物的书单,并用黑体字大书:每个国家社会党党员都必须熟习的书(里贝克把它译为应该阅读,弱化了它的本意)。这个书单中包括亨利·福特的《国际犹太势力》、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之敌》这样的一些精品。希特勒的爱书之癖也可以从他在慕尼黑小公寓内所拍的一张罕见的照片得到印证,照片中“希特勒着深色西装在一个书架前摆了一个姿势”—那是一件漂亮的带月牙边造型的家具——他双臂交叉,一副傲然的主人的架势”。

    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厅政变失败后,被同情他的法庭处以叛国罪,但却只被判入狱五年,而且可能从宽提前释放。恰恰就在愚人节这一天,这条轻描淡写的责罚被执行了。在兰斯堡监狱,在狱卒们的悉心照料下,希特勒写了他的第一本书《我的奋斗》。据里贝克的观点,在尚存的希特勒狱中读本里,有一本翻旧了的《德国人民的种族类型》,这本书在《我的奋斗》中留下了鲜明的思想印记。这本书的作者F. K. 冈特以其狂热的种族纯洁论而被称为“种族分子冈特”。尽管里贝克书中没有提及,希特勒在兰斯堡还是每周都得到慕尼黑大学一个政治学教授—“生存空间论(Lebensraum )”的鼓吹者卡尔·奥斯弗的指导。

    里贝克挑选了慕尼黑出版商尤利斯·弗里德里希·勒曼作为实例,因为此人有着“令人怀疑的双重身份,据说既是希特勒藏书唯一的最为慷慨的捐赠者,又是纳粹生物种族主义论伪科学的知名设计者”。里贝克继续写道,“有了勒曼的这批书,我们就掌握了希特勒书库的核心,也就掌握了构成希特勒的知识世界及其第三帝国思想基石的主要材料。”

    但我们是否真的掌握了这些呢?1919年,希特勒被卡尔·梅尔上尉选中去参加慕尼黑大学的系列宣传集会,向士兵们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危险。早在那一年的9月,在回答一个士兵写信提出的“犹太人问题”时,希特勒放言说理性反闪米特主义的“最终目标必将是毫不动摇地把犹太人彻底清除掉”。正如历史学家伊恩·克劭在其所著的希特勒传中所说,这个回答暗示着:他从一战结束时起,直到他在柏林地堡内的最后几天,就一直顽固地坚持着国家主义和理性反闪米特主义。简而言之,希特勒对书本的冥思暗忖,强化了而不是创造了他的这种恶毒的仇恨。

    另外,里贝克也忽略了一座城市的重要性,在那里希特勒第一次接受了反闪米特主义。希特勒的维也纳,借用奥地利学者布利基特·哈曼一本书的标题来说,是一口沸腾的大锅,烹制着对犹太人的憎恨。希特勒对该城奉行反闪米特主义的市长卡尔·吕格赞赏有加,并沉浸于阅读那些宣扬种族主义的报纸和宣传小册子。他也对德国的浪漫主义着了迷。以瓦格纳的戏剧为形式,德国的浪漫主义滋长了他的一种幻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新式的里恩基(Rienzi),担负着使这个老朽的德意志帝国起死回生的使命。

    对里贝克而言,希特勒理论的本质,就是“一个杂货铺式的理论,从一堆廉价偏狭的平装书和佶屈聱牙的硬装书中缝缝补补拼凑而来,为其空洞浅薄、精于算计而又霸道唬人的谎言提供辩护理由”。但是希特勒的本质还远不止里贝克说的这些。在没有自己的独创思想时,希特勒没像嘉年华会上招揽顾客的小贩那样大喊大叫。相反,他利用那些弥漫于魏玛共和国的理念,稳步在知识界和资产阶级圈子里赢得了信任。希特勒的天才在于能够把德国的文化国家主义和政治糅合到一起,从而使得他能在同时代的人当中发挥艺术性很强的迷惑力。正如托马斯·曼恩在其1938年的一篇题为《希特勒兄弟》的文章中无所畏惧而又犀利无比地指出的那样,元首或许“让人感到不快而且猥琐可耻”,但是对这样一个人的亲密关系,曼恩不是仅凭主观愿望就能使之消失的。

    尽管如此,里贝克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诱人的机会,使我们得以窥见希特勒那令人毛骨悚然而又狭隘细碎的自我提高计划。成为一个书虫未必就是变成一个大屠杀凶手的先决条件,但这显然不会是一个障碍。斯大林也是一个劲头十足的读书人,并为其书库里的两万册藏书而夸耀不已。“如果你想了解你周围的人,”斯大林说,“那你就得看他读什么样的书。”当里贝克开始探究希特勒的收藏时,他发现了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一本著作,这本著作和法国一位素食主义者的烹调书紧挨着放在一块儿,这本烹调书题赠给了“素食者希特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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