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与我的少年时代

作者:杨葵  2009年07月24日 10:07 

_杨葵

杨葵,1968年生,江苏人

有文集《在黑夜抽筋成长》

电影《黑白》曾获法国朗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1989年,我大学毕业

正式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

成了一名正式的文学图书编辑

我的少年时代从此结束

整个社会的启蒙年代也烟消云散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可谓中国现代史上第二个启蒙年代。全社会经历这场阵痛的时间,恰巧涵盖我整个学生时代。

    搜寻这段记忆,固然很多与启蒙相关的闪亮点,比如上中学时憋在一间漆黑的小平房里油印地下刊物;比如80年代初读到斯宾塞《理想的冲突》,看到马克思居然仅只是众多思想家之一员,和他们居然是并列关系,真有井底之蛙蹿出深井,终于得见整片辽阔天空的天翻地覆……可是,这些个人成长史上的大事,还真没兴趣写,倒是想写一些小细节,它们与杂志有关

    小时候,我生活在苏北一个县城。像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县城一样,它由两条十字形分布的马路构成。其中一条路上,除了县革委会、县政府、百货公司、五金公司这些必备建筑以外,还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在里面买过毛、华两任主席像,作业本,小学五年级时,还买过有生以来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1978年秋天,我在那里关注到一本杂志《文艺报》。

    《文艺报》现在是报纸,1978年刚复刊时是以杂志形式出现的。关注它是因为,这份杂志与我父亲有关。当时遍处可见一本大红封面的《读报手册》,内有很多时政名词解释。我在上边找到过父亲的名字,位列丁陈反党集团条目之下,他在里头的名号叫。而这个集团的反党阵地,正是《文艺报》。

    那年我十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上小学时经常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议论,让我过早地明白一些世事。我知道,家庭有问题,父亲有问题,《文艺报》有问题。所以,看到《文艺报》又赫然摆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懵懵懂懂地觉得,可能是件好事。

    当晚回家向父亲汇报喜讯,他反应很淡。现在想来,他们那代人对这类风吹草动,以及其中包含的种种密电码,从来就没放松过警惕,想必早已知晓此事,并在心里琢磨了八百多个来回。不管他反应如何吧,反正我当天晚上为这件新鲜事莫名兴奋,也从此把那杂志封面上集鲁迅字而得的刊名模样,牢牢地印在脑海。

    来年父母落实政策回北京于我而言是到北京,对他们,却是回北京。据说重新安排父亲工作时,他提了个条件:除了《文艺报》,去哪儿都行。伤心之地,避之唯恐不及。于是被组织另派任务,筹备老牌杂志《新观察》的复刊。

    办杂志的同行之间,向来有互相赠阅的传统,所以从我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每天回家,包里都有没拆封的杂志。每天傍晚,父亲一进家门,我都会迎上去抢他手里的包,并非孝敬长辈的礼数,是要立即掏出那些报刊,挨个儿拆开翻翻。

    当时的杂志极少异型开本,一律小16开,横向对折,装在牛皮纸信封里,信封上必有红色刊名,多是毛体。《新观察》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所以赠阅的杂志,也多属全国各地作协出品。当时差不多每个省,至少都有一本文学类刊物,通常叫“××文艺,或者“××文学,云南的《边疆文艺》、湖北的《长江文艺》、黑龙江的《北方文学》,等等。也有个性化的刊名,听起来都很宏大,《收获》、《十月》、《当代》、《清明》,等等。

    特别喜欢一个刊名:《芒种》,河南省文联办的。当时没想过为什么喜欢,现在回想大概原因有二:一是从小酷爱那首节气歌谣:春雨惊春谷雨天,夏满芒夏暑相联……朴素的音韵节奏,以及其中隐含的逝者如斯之气氛,分外诱人。芒种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当然有亲切感。二是当年曾经盛传一个故事,说毛主席派警卫员给农民兄弟送芒果。这故事曾经引起我不少无端的美好遐想。只因同有一个字,常常把芒种与芒果混淆,因而无意识地觉得美好少年的心思就这样,飘忽不定,莫名其妙,但却总是美好妖娆。

    上初中时,学校在南河沿,《新观察》杂志社在王府井,穿小胡同过去,走路不过十分钟,所以经常中午去蹭饭。有时下午放学早,也去等着和我父亲一道回家。著名的四联理发店旁边,一扇大红门,挂着红底白字的门牌号:王府井大街190号。进去有条小甬道,两边散落几间简陋平房,里边二三十号人,就是杂志社的全部了。

    杂志社的编辑年龄普遍偏大,不像现在年轻人居多,《新观察》编辑部基本都是四五十岁往上的人。年轻人也有,赵振开是其中一个,当时还不知道他笔名叫北岛。很多年后他从美国归来,和他在一个饭局相遇,问他还记不记得当年常在编辑部乱蹿的一个少年,他说没印象了。

    还有一次去杂志社,碰上胡乔木来参观。我在一间空屋里做作业,隔壁,胡坐在一张老式办公椅上,靠着墙,杂志社人围着他,或坐或站很随便。胡表情松弛口若悬河,风趣幽默,现场不时爆出笑声。还记得胡讲,《新观察》就是要天文地理、花鸟鱼虫,无所不谈,这样人民群众才喜闻乐见。要说这样的谈话内容也很严肃,不过现场气氛始终亲切热烈,像一群同事互相聊天,颇具八十年代初社会风气的纯朴特征。等我九十年代也做了编辑,也时有领导干部来编辑部视察,表情那是真正严肃。领导做指示,不苟言笑,下边只有笔在纸上记录的沙沙声。

    上高中后,像绝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我开始热衷于写作。和绝大多数青少年不一样的是,我还对编辑工作感兴趣,当然是环境影响所致周边的长辈们大多编辑出身。父亲看出我这爱好,没鼓励,也不打击,听之任之。不过渐渐地,他开始让我帮他抄抄稿。

    那时书、报、刊都是铅排,工厂用来打校样的纸很薄,改动大,很容易密密麻麻满篇被改花,这时就需要将稿件重抄一遍,以便排版车间准确改正。我少时写过几天大字,抄稿时老想把字写得漂亮。父亲对我说,抄稿子、校对、编辑,首先要把字写规矩,所有人能看懂,有这前提再求字漂亮。现在想来,如果说后来我还算个合格的编辑,父亲这段话,就是我的编辑课程LESSON ONE。我至今写字很少连笔画。

    大学住校,家里的杂志很少看了。不过从那时起,开始自己买杂志。当时喜欢《读书》、《外国文学动态》、《世界文学》、《外国文艺》。每隔一段时间,会专门到六部口邮局买一趟这些杂志。当时街上少有报刊亭,报刊的主要销售点是邮局。

    1987年,我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作品,一篇卞之琳的诗评,那本杂志叫《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秋,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大四,学分已在前三年修满,又因有论文获奖,得到免写毕业论文的优待,所以每天晃晃悠悠,无所事事。《文艺报》的一位老大姐找到我,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有一本刊物《四海》,想外聘一个年轻的编辑,问我有兴趣否。

    《四海》杂志有个嗦的副标题,叫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我对这主题兴趣不大,但还是答应了,因为我对编辑、出版有兴趣。这样,我在20岁的时候,成了一个杂志社的实习编辑,开始学习组稿、初审稿件、发稿,还学着去做很多类似领样刊、寄样刊、数字数、发稿费等等的编务工作。最有意思的是,我也开始和一些同行互赠自己参与编辑的杂志。每次从收发室拿到交换来的杂志,我都会忆及当年从父亲包里往外掏杂志的场景。更巧的是,我最早关注的一本杂志是《文艺报》,而当时的《文艺报》社,就在《四海》杂志社的楼上。

    1989年,我大学毕业,正式到作家出版社报到上班,成了一名正式的文学图书编辑。我的少年时代从此结束。整个社会的启蒙年代也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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