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宋美龄、尼克松和北京奥运

http://www.mellnet.com    2008年07月25日 1:18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继续是国际媒体的焦点。近一个多星期来,无国界记者组织又在批评中国对记者采访的诸多限制,比如奥运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的直播问题。虽然这样的事不断在国际上引起抱怨,但据我所知,也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人,对最近几个月北京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给了蛮好的评价。只要你是从国外刚刚来,下了飞机,进了北京城,到处都能看到这些活动。

“迎奥运,讲文明”的内容,具有真正的中国特色,包括不随地吐痰、不光膀子上街、不乱扔垃圾、不插队、不在公共场合抽烟等等。一些老外们入住的四星、三星半的宾馆,最近一两个月,都在加快训练服务人员,做好对奥运期间客人的接待,细致到做菜时不要用花生油,以免让过敏的外国游客拉稀。在理发店,尽量不要用剃刀,以免传染疾病。一些四星级宾馆的服务员,还被要求会说一点外语,要对所有外国运动员和客人一视同仁,不要对富裕大国来的一个态度,对小国穷国又是一个态度。

服务行业的人员,已经被这些训练弄得疲惫不堪,很多人巴不得奥运早点过去,一切恢复常态。

北京为迎接奥运所做的“讲文明、树新风”,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重复了七十多年前一个很有名的活动??曾经在中国轰轰烈烈推行过的“新生活运动”,发起人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玲,并获得蒋介石的大力支持。

受宋美龄委托、负责抓这件工作的是阎宝航。阎先生出任“新生活运动总干事”,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关系非常密切,是地下共产党的要人。阎的一个儿子,就是后来做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的阎明复。

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与北京的“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运动内容大同小异。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源自哪里?考察其做法,重要的一点,是以礼义廉耻──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为基准。然而,尽管它表面上是用中国的传统概念来动员,但实际上其内容却多半不是中国传统式的。

宋美龄本人是基督徒,阎宝航也是。他们二人想法一致,就是要把基督教救人、救世与改造国民结合起来,想把当时中国的民众从内心到外表进行改造,焕然一新,成为新的国民,以适应现代的新社会、新世界潮流。

所以,当时宋美龄和阎宝航的工作,蒋介石是深为赞同的。1934年5月,当宋请阎担任“新生活促进总会书记”时,他正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参议,即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身边的助手,忙得不得了。阎本想推辞,他的同乡张学良却提醒他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东北人在南京中央政府里居高位的人不多,你一定不要推辞,要趁这个机会多做点好事。

今天回顾新生活运动,我们不要忽略的一点就是,尽管它的口号是中国的,但内容却是西方的──就是按照在西方受过普通教育的民众在公共场合下应有的行为规范,来改造中国民众的公共举止。宋美龄与阎宝航联手推动,以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作起点,从小事做起。“新生活运动”跟北京奥运文明活动内容相当一致: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小便,衣冠整洁,走路时要靠左,不要乱跑乱撞。在公共场合或是进入会场时,大家要有礼貌,要把帽子除下来,拿在手里;听到国歌时,要肃然起立;要排队,要整洁,不要说脏话。

阎宝航曾在英国受过教育,他在公共场合时温文尔雅,外表颇具英国绅士风度。宋美龄曾留学美国──二人都因受了西方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信了基督教;都有切身体会,觉得中国急切需要一种基本的国民文明教育。

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也像今天的北京“迎奥运,讲文明”一样,获得西方媒体的关注。1937年2月27日出版的美国《文学文摘》杂志,专以中国推行新生活运动作为封面故事。刊登的照片显示当时的中国精英们,是怎样试图把西方文明中的好东西,与中国社会大众层相结合,变成国民习以为常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早在74年以前,宋美龄、阎宝航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现代化早期领头的精英分子,就已经在为当今的北京奥运做准备工作了──让中国普通民众的公共行为规范,与世界文明接轨。

完全可以推论,如果当年日本军队不打进中国,新生活运动能从1934年一直坚持下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国民素质,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居民的公共行为,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面积的差劲,糟糕到在国际社会里常令人难为情。所以中国公民现在出境旅游,出发前要发一个表,强调遵守一系列行为规则。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以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新生活运动”只得停止,这是很遗憾的事情。近代中国史上有两件事──都是我出国读书才有机会知道的,即从1920年代末,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8-9年时间,中国GDP的增长也是非常显著的。那时中国的内地不怎么样,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建设,比如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进步很明显,已经走上了一条不仅是工业化、而且是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包括工业化,但更广泛,包括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进步。可这个伟大的起步,被异国军队的侵略给中断了。

从抗战开始,中国外战、内战、革命、动乱一波接一波,基本上没停过,直到后来登峰造极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把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接轨的现代化努力,差不多完全割断,导致了中国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也是社会、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整体危机。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承受这个后果。

正在危机的关键阶段,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北京进行全面的迎接准备,与今天为奥运的准备堪作反衬对比。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荣渠1972年的2月27日,一封写给在贵州任中学教师的弟弟的信里(收录进他的回忆录《北大岁月》),描述了那时在北京发生的那件最重要的事情。那时,中国虽然表面上的革命口号震天动地,但由于整体的经济社会状况受到文革的破坏,非常糟糕。为了迎接全世界头号强国总统的来访,北京的面子工程做到十足。罗荣渠的信中写到──

尼克松来,北京做了充分准备,可以说是全城动员。许多访问单位都大搞清洁卫生,粉刷一新。市面上多了一些水果、蔬菜、食品、百货一类。王府井一带,市招(商店招牌)为之一新,认得出哪家铺子是卖什么东西的,是一大改观。书店里陈列了《红楼梦》等书(旧版),供外人选购。治安保卫,更是抓得很紧。到北大的,只是卫星站的技术人员和新闻记者两批,到处拍电视,访问谈话,一般表现还礼貌。尼克松的群众性活动只有两次,一次是看戏,一次是看体育比赛。体育比赛原定是(观众)每五人中有一人鼓掌,后来临时改为全场起立鼓掌,首尾共两次。

从1934年一直到1972年,差不多近40年后,在文革的糟糕时段,中国又不得不把被中断的、文明社会最基本的东西拿出来临时拼凑──为了在外国人眼前展现尊严,所以要采取诸多临时的措施,粉刷市容,要在商店里加进中国老百姓平时买不到的那些食品、水果,以隐藏其后面民不聊生、文教崩溃的深刻自卑感。

文革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破坏到什么程度?破坏到当时有外宾来中国,送给周恩来一套多卷本的《大百科全书》,周恩来要回赠,竟然找不到一本像样的中国辞书,只好回赠了那种两盒香烟大小的袖珍本《新华字典》。周恩来深以此事为羞耻──一个几千年文明的国家竟然落到这个地步。

我刚才提到,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可惜被打断了,而且一中断,就不是一两年,而是几代人。这中断的,就是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的交融。你不与世界文明主流多方位接触,就不清楚你的哪些方面是多么愚昧落后。

中国社会近200年来最重要的进步,都得益于它与文明世界主流的接轨;无此,不但汽车、火车、飞机、电脑、手机等等现代设备无从谈起,就连今天我们这个国家里重要的政治架构也不会有。《宪法》、“共和国”这类观念是来自西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亦来自于西方,虽然内容上还不同,但架构上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

中国社会深层面的落后、国民素质多方面的低下,如果关起门来搞改进提高,目标太低,动力也太弱。一让大量的外国人走进来、让大量的中国人走出去,大家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社会肌体的某些部位、我们公众的一些行为方式,是多么的糟糕、多么的不尊严!为了办“绿色奥运”,北京市花了1400多亿人民币搞环保。山东的青岛还出动十万大军打捞沿海的海藻。为了让北京更“文化”,建起了多座演剧院,对故宫博物院大修。为了让北京更像一个“国际大都市”,把街道和景点的“惹笑英文”改正一新。在奥运会前夕,中国又签署了新的保护人权的国际公约。很难想象,如果没有2008奥运会,这些进步事业会连串发生。

所以,今年4月在国际上因为西藏问题而引发“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声浪时,芬兰国家广播电台专程来北京采访,问我如何看待这个争议。我回答: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按国际标准把奥运会办好,即便它马上不会带来显著的政治进步,但会带来显著的社会进步。累积的社会进步,能够为稳健的政治改良创造条件。

北京奥运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耗费钱财的一次体育活动。据国际媒体报道,约400亿美元,我想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为了奥运,不但直接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而且北京及周围诸多省市的工厂为减轻污染而关闭,外地人进京办事受限制,从外省引水入北京,全国火炬传递,举国安全措施,代价极其巨大。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希望北京奥运结束后,一些好的东西能够留下来。我指的不是硬件,而是那些重要的软件,主要的就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我们这个社会普通民众的公德、对环境的保护、对文化生活的爱惜、对人权的关注。若能加上对世界文明主流的提升了的意识,那就更好了。

如果北京奥运以后,这些“软”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即使不是100%,若留下来一大部分,那么这个耗费无数钱财的北京奥运,终究留下了进步的种子。对整个中国而言,这些种子有着推动更多进步的希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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