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季羡林任继愈二先生撰墓志铭

http://www.mellnet.com    2009年07月15日 17:15    徐百柯 

假设一下,如果季羡林先生独驾鹤西去,堪为他撰写墓志铭的,大概是任继愈先生。而如果独独任先生故去,其墓志铭由长他5岁的季先生来做,也再恰切不过。然而事实是,二位先生在同一天辞世。

谁来为二老撰写墓志铭,谁能做这两篇文字?细想,无解。

最近几年,两位耄耋老者之于我们这个社会,更像是一种仪式性的存在。这一层意思,以国家总理自2003年以来5次看望季羡林先生,彰显得最为明显。

文化的传承需要仪式性。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本人或坚决请辞或淡然不应,公众还是习惯为他们戴上“国学大师”的冠冕。任何一个文明,总需要个体的可感的存在,来接续某种抽象的群集的传统。但考察这些年来社会对二老尤其是季先生的态度,则难称正常。过于虚无的尊崇,并不能增加文化老人的荣耀,也无法证明传统的活力——甚至恰恰相反,它表征着这种传统在当代是多么地缥缈、脆弱。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被其时代所理解,中国幽深的文人传统中,有一条标准可作判定:在他身后,是不是有一篇“真正”的墓志铭。远的不说,与季、任二先生都有关系的陈寅恪、胡适二先生,一位撰写了一篇世人传诵的碑铭,另一位则获得了一篇深情凝重的墓志。

陈寅恪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论思想自由之真谛曰:“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胡适墓志由其友人毛子水撰写:“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陈寅恪以比肩王国维的思力、学力、笔力,为王之死赋予了接续与提升中国人文传统的意义。毛子水学术分量远不及胡适,但他堪称真正的“胡适之的朋友”,他对胡适有准确的把握,有理解之同情。

那么,在如今这个寥落的时代,谁来为季、任二先生撰墓志铭?以学问论,无解。以气度论,无解。以性情论,无解。仅以理解论,还是无解——若真的理解,便不会如此喧嚣地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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